寻找江南皮革厂

　　中秋节前一天，位于温州机场大道618号的几家工厂仍未停工。走进院子便能听见机器轰鸣的声音，院落里杂乱地堆放着废旧设备和垃圾，厂房外墙锈迹斑驳，一身油污的工人们沉默干活。门口拉货的司机告诉记者说，“现在里面租给好几个厂子，有生产螺帽的，有生产钢圈的……”

　　这里原本是江南皮革厂的厂区，七年前的一桩新闻令这家企业名声大噪，一首神曲更是在这些年里传遍大江南北，“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欠下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路了……”

　　只是，真实的故事远不如歌词狗血，但却比歌词更辛酸。

　　一

　　如今，就连温州当地人似乎也遗忘了这里发生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工厂倒闭、老板跑路的事情稀松平常，不值得深究。而厂区大门口已没有任何标牌显示这家企业曾经的身份，告示栏里张贴着几家工厂的招聘信息，围栏上只剩下“江南”二字。

　　相距不足300米，一道围栏之外的机场大道616号便是江南阀门厂，门口不时可见穿蓝色工装的工人进出。工厂大楼外墙簇新，院子里干干净净，和江南皮革厂斑驳破旧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何思妤摄

 

　　门口保安在这里工作快十年了，他说，“皮革厂2011年就倒闭了，我们阀门厂和那边是独立经营的，当时工人的工资都是我们老板黄作兴垫付的。”

　　据其介绍，黄作兴和黄鹤是叔侄关系，黄作兴二哥去世时将14岁的儿子黄鹤托付给了他。“那几年，皮革厂生意挺好的，还出口，2009年在福建还办了一个分厂。当时普工工资也能达到三四千，还解决了一些残疾人就业。”

　　颇有经营头脑的黄鹤却好赌。《浙江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曾写道，黄鹤早在出逃前几年就曾在澳门赌博输了一千三百万元，逃到泰国躲债。黄作兴得知后让他回来认错，黄鹤再三表态不会再犯，于是黄作兴帮他还了赌债。想不到，黄鹤竟然又进赌场输了个精光，还带着老婆孩子逃往国外。2011年4月6日，一位亲眷在接到黄鹤的告别电话后，去机场开回了他的保时捷。

　　在《温州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调查》中也曾提到：2011年初，由于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那个人(黄鹤)看起来仪表堂堂，说话也合情合理的，谁能想到他会冒出跑路的念头来。他跑路我们都很惊讶，因为当时他在温州龙湾区挺有名气的，还是区里的人大代表，也是上得了台面的人。”提及过往，保安不甚唏嘘。

　　侄子留下的烂摊子令黄作兴痛心，更承受了惨重的损失。

　　“黄鹤的逃走，对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造成一千多工人失业，股东损失重大，连带几十个小股东全军覆没…….到了这个地步，什么钞票不钞票，都不重要了。企业的生命悬于一线，自己大半生的奋斗成果可能毁于一旦，只要能够拯救，什么都值了。”

　　4月6日，黄作兴从外地一飞回温州，便马上召集江南皮革所有股东、担保人和黄鹤的盟兄弟开紧急营救会议。“我出一亿，你这个担保人想办法筹一亿，你们几个看在黄鹤兄弟的分上，每人出一千万或两千万，总的一亿。这样，凑三亿元，大家共同努力，把债务危机度过去。另外，想办法叫黄鹤回来。”会议从下午五点开到晚上十时多，竟然无一人表态。

　　黄鹤跑路的消息传开后，工厂停止了生产，抢砸严重。位于临海的江南皮革老厂，发电机组都被人拆了。据《温州都市报》报道，4月8日开始，陆续有员工来到公司要求支付经济补偿。公司行政办公室设在厂区一楼，董事长办公室里凌乱不堪，到处都是文件和纸屑，办公桌抽屉被人打开，地上扔满了空礼品盒。当时，政府成立了工作组进驻企业，甚至派公安和防暴车到现场维持秩序。

　　据南方周末获得的《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万元，严重资不抵债。“这只是账面上，最近几个月又有很多债权人登记，没统计在内。”清算组内部人士透露，“还不知道黄鹤私底下跟民间借了多少钱。”

　　而更紧急的是，作为大股东，江南控股为江南皮革担保1亿元，本息达1亿2600万元，银行采取紧急措施要求立即归还，否则就要冻结江南控股和江南阀门的账号，降低信用等级。

　　事后，黄作兴在接受《浙江日报》采访时讲述了那段艰难岁月。当时他借了400多万给近千名工人发了工资，在相关部门协调下对债权人进行了登记，还卖了八套房和房地产公司的部分股权，凑齐一亿两千六百万，还了银行的钱。

　　摆脱信用危机的江南控股集团仍在正常经营。2011年底，黄作兴已从董事长位置上退下来，自己只担任总工程师，将企业交给了儿子。

　　而江南皮革厂的故事却被人添油加醋，成为了一种营销手段。许多地方的街头都曾出现打着江南皮革厂的旗号清仓甩卖鞋包的景象。

　　2013年，数百名四川温商集体维权，要求工商等部门打击“江南皮革厂神曲录音”等诋毁温商的方式和行为。而直到2016年，神曲作者才在微博上声明删除视频，并向被影响的温州一系列皮革厂致歉。

　　二

　　黄作兴和黄鹤叔侄二人只是温州民营经济变迁的一个缩影。

　　历史上的温州无论在地理物产，还是交通政治上都不具优势，生存环境促使温州人不断思变。温州小商品经济在“前店后厂”的家庭小作坊模式下兴起，仅在柳市一个镇就出现了“八大王”，他们在五金、矿灯、螺丝、电器等领域纷纷崛起。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黄作兴第二年创办了江南阀门。90年代以后，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更加迅猛，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加工厂。2004年，江南控股集团成立，下辖江南阀门、江南皮革等八家子公司，黄作兴在阀门之外将事业版图延伸到了皮革、铸造、矿山开采、房地产等领域。

　　黄鹤早年曾在叔叔的阀门厂里打工，2008年他以每年1250万元承包了江南皮革，成为法人代表。一年后，江南皮革通过开发新产品，拓展国内外市场，实现销售额两亿八千两百万，利润6000多万，成了温州最大的皮革生产商。

何思妤摄

 

　　2008年不仅是黄鹤的好年份，也曾是温州老板们的好年份。作为全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温州民营经济于2008年达到鼎盛。据保安回忆，当年机场大道上基本都是皮革厂。高峰时期，温州鞋服类企业多达4万多家。如今，奥康、红蜻蜓等本土鞋企的广告仍树立在温州龙湾机场和高铁站。

　　同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务院公布“四万亿救市计划”，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被取消，开担保公司成了当时不少温州老板的副业。

　　但2010年银根收紧后，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2011年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即使是亲友之间借钱，年利率也在12%到36%之间。

　　为何钱都流向了民间借贷?在南方周末当年的报道中，温州炒房团的始作俑者、超然不动产董事长吴昊的一段话，或许揭露了原因：

　　“房子不让炒了;炒煤矿被国企收编了，山西煤改让温州民间资本在煤矿上损失了900多个亿;收藏品市场可能80%以上都是赝品……资本是要逐利的，不去放高利贷，难道把钱放在银行等着CPI吃掉吗?”

　　民间借贷曾为温州民营经济做出贡献，但疯狂逐利却为其埋下了祸根。

　　在金融危机和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等因素叠加之下，2011年，老板跑路、企业破产等事件在温州接连上演。黄鹤只是其中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1年，由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温州就有上百家企业破产，老板失踪，甚至出现一天内9家企业主负债出走的情况。而“眼镜大王”胡福林欠款20亿跑路、“一代鞋王”王跃进携千万跑路、“温州八大王”之一庄吉集团郑元忠的6家公司破产的消息，更是在温州引发动荡。

　　多米诺骨牌仍在倒下，一批涉足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和担保公司扎堆倒闭。

　　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屡见报端：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等均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2011年9月26日，浙江温州，讨要材料款的供货商躺在信泰集团办公桌上。

 

　　数据显示，仅在2011年1月至8月期间，温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同比增长25.73%，涉案金额50多亿元，同比增长71%。另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数累计高达1000多起。

　　在2011年下半年温家宝亲赴温州之后，当地政府组织联络组进驻25家市级银行机构，要求银行不抽资、不压贷，以防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不过，温州市银监分局的一项统计显示，2014年初，温州全市仍有重大风险担保圈33个，涉及信贷金额618亿元人民币。

　　“当时多数资金都是来自于银行，所以也引发了地区性金融危机，银行不良资产迅速上升，银行抽贷、断贷现象非常普遍，再到2015年至今逐渐演变为信用危机，所以温州人都被搞怕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对媒体表示。

　　今年8月8日，《温州晚报》刊登了一则公告：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正面向该公司债权人，对其破产财产实施二次也是最后的分配。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一年一度的“温州诚信日”。

　　故事落幕，至于故事的主人公黄鹤，无人知其下落，江湖上只留下那首著名的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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