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谢海涛 实习生 刘传雷 上海报道

　　10月13日，8点50分左右，翟建开车，带着吉剑青，在肇嘉浜路的苏浙汇附近，接到了杨佳的父亲杨福生、阿姨王静荣，以及杨福生的一个朋友。

　　9点，他们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肇嘉浜路与襄阳南路路口处，高院公告信息屏显著地滚动着几行字：“本院定于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审理上诉人杨佳故意杀人上诉一案。审判长：徐伟”。这天，上海高院六点就提前上班，七点开始接受预约旁听。

　　翟建看到高院侧门所在的襄阳南路上，马路两边人头涌涌，警察和保安如临大敌。在侧门旁边的马路上，北京律师刘晓原，正被一群记者和市民围在当中，情绪激动地诉说着：

　　“我们找不到他的母亲。我们一直没有见过杨佳，本来按照法律的规定，他父亲有权为他聘请辩护律师，即使杨佳不同意。我认为，看守所应该按照法律规定，让他父亲聘请的律师会见一下杨佳，由杨佳当面向律师表示……”

　　翟建走进法庭时，走在他前面的是几个法院的代表，其中一个西装革履的律师，回头和他握手，自我介绍说是李劲松，他是杨佳父亲聘请的辩护律师之一。翟建看到，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人，他看到几个认识的朋友。王静荣说，他们北京的朋友也都进来了。不过，一直“失踪”的杨佳母亲未见踪影。

　　与8月26日一审时的高度封闭相比，二审法庭开放很多，获准旁听者达130多人。而第五法庭只有60个旁听座位，其余的被安排在法庭旁边的实时录像间。到场的有中央和地方媒体30多家，包括3家香港媒体。

　　此次担任杨佳二审主辩护律师的，不再是一审中被业界认为“辩护到位”但身份颇受争议的谢有明律师，而是上海知名刑案律师翟建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吉剑青。

　　9点半开庭，杨佳被警察带上法庭时，翟建注意到，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放松。而之前，作为杨佳二审辩护律师的翟建，见过杨佳四次面。

　　不是很想接这个案子

　　“翟律师，你明天是不是抽个时间见一下杨佳？”

　　9月22日上午，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建，接到上海市律师协会打来的这个电话时，觉得有些奇怪。

　　这一天，距杨佳袭警案一审宣判，已过去了21天。这宗发生于2008年7月1日的血案，造成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6名民警死亡，2名民警轻伤，1名民警和1名保安人员轻微伤。

　　上海律师协会工作人员在电话里透露：一审宣判死刑后，杨佳提出上诉，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准备为杨佳安排新的辩护人，上海市律师协会想到了翟建。

　　2007年当选为上海首届“东方大律师”的翟建，1984年从业以来，专攻刑事辩护，1989年被评为上海市“十佳刑事辩护律师”，2002年，创办上海第一家个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并将其定位为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事务所。200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刑辩律师”，此外，他还担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9月22日，翟建在准备上海“炒房区长”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夫妇一案的开庭，这同样是个影响不小的案件。按照法律规定，律师要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任务，这是义务。翟建说他出山没问题，但是说老实话，他不是很想接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太复杂了。自发生后，因当事一方的特殊身份，而在程序方面在全国广受争议：先是7月29日原定的庭审取消，再是8月26日庭审时并未对外发放旁听证；一审的辩护律师上海市名江律师事务所的谢有明，则因为“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的官方头衔饱受质疑，而他在最初接触该案后发表的一些不利于杨佳的言论，招致北京16位律师联名致信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律师协会，认为其言论严重违反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纪律中要求律师审慎评论的义务，请求对其紧急调查处理。

　　此外，杨佳的父亲为杨佳所请的律师得不到杨佳认可的事情，也引来各方猜测。谁来为杨佳聘请律师，一时成为考验程序正义的焦点之一。

　　虽然，因案件的复杂，翟建觉得为杨佳辩护不太合适，但考虑到法律义务，最后还是决定去了，但因为明天要开庭，他问能不能改时间再去见杨佳。当天晚上，上海市律师协会又打电话过来。翟建回忆说：电话里说这个案子在时间上挺急的，高院那边也重视，而且杨佳自己对律师也提出了要求，明天去就是先听听他的意见，杨佳说不要的话，还要换律师。

　　明天9点，“康慧军一案”就要开庭。

　　上海市律师协会对翟建说：“你8点去吧。”

　　“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杨佳面试我。” 翟建事后说。

　　一见杨佳：没见过这样放松的杀人疑犯

　　9月23日8点，翟建在上海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陪同下，去上海市看守所见杨佳，同去的还有另一名接受面试者，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吉剑青。

　　在路上，翟建就想好了：我要去做的话，就一定要杨佳自己本人愿意请我。如果是法律协会指定的律师，人们就会另有看法：你是指定的，是政府的法律顾问，你不合适为杨佳辩护。这案子当中其实蕴含着老百姓对政府的某种不满。

　　在上海看守所，杨佳很快被带出来了。他好像被关在三楼，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戴着手铐、脚镣。脚镣的长度不是太长，他不是走下来的，就那么一个一个台阶，蹦蹦跳跳地下来的，脚镣“哗啦啦”地响，看得出身手非常敏捷。

　　这个下楼的动作给翟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从案发当天的录像里看到，那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在闸北区公安分局的底楼值班室，从进门连捅4个警察，到出门，只用了7秒钟。

　　这是翟建第一次看到杨佳。这以后，他共四次会见杨佳，每次下楼的时候，杨佳都是一蹦一跳地下来，翟建提醒他慢点，他说没事；每次都是穿一件短裤和无袖T恤，露着腿、膀子，显得身体非常结实。翟建有时问他冷不冷啊？他说他不冷，习惯这样的。

　　那天，杨佳精神上非常放松，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对死亡的恐惧，完全不像一个一审被判死刑者的精神状态。从业24年，办案千余宗的翟建，可谓阅人无数，但从来没见过这样放松的杀人者。

　　当天，上海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向杨佳介绍了翟建的身份。此前，杨佳对新律师提出了4点要求：一要专业，二要身体好，三要能和他做坦诚的交流，四是普通话要好。而51岁的翟建，身材高大，壮实，普通话流利。

　　翟建对杨佳说：根据律师法的规定，我有义务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承担法律援助的工作。但是，我十分希望，如果你能跟我聊一聊，能信得过我，那么你就自己聘请我。然后，又说：“杨佳，我作为一个律师，被当事人面试然后决定要不要请我，这还是第一次。”

　　在翟建的印象里，杨佳几乎不假思索：行，我相信你。但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很实质性的问题：你给我做辩护，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翟建说：这个案子，我尽管听说了很多，但是根本、实质的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想我作为一个律师，材料都没看过，现在就跟你说能做到什么结果，你说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太不负责任了？你要得到我的说法呢，可以，等我看完材料之后，我们再探讨。

　　杨佳说：“行，我就委托你。”他很爽快地签了委托书，交给翟建和吉剑青。翟建走出会见室的时候，康慧军案的两个当事人，也正被拉上警车，准备去法院??他看了下表，8：30左右。这次面试仅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