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3 我带着一本 《庄学本全集》到川西

原标题：2014.3 我带着一本 《庄学本全集》到川西

日期:[2014-05-09] 版次:[B11] 版名:[大道文化副刊·影 像] 字体:【大中小】

■上图为庄学本1934年拍摄的杨树芳。下图为周松拍摄的庄学本当年翻译的女儿杨树芳,今年87岁。

■上图为庄学本1934年拍摄的穿着传统服饰的羌族夫妇。下图为周松拍摄的羌族老夫妇。

■上图为庄学本拍摄的汶川小学,现在已不在。下图为周松拍摄的地震后重建的汶川第一小学。

■周松/文(媒体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今年3月,我带上相机,一人来到四川西部的县城——汶川,理县,马尔康。来这里并不是因为这一带曾遭受大地震,而是因一个中国摄影史上的大家——庄学本。一年多前,当我在书店翻看《庄学本全集》时,深深被震撼,我很想去庄先生当年走过的地方,看看那里变成了什么样。这个想法一直很强烈,直到今年3月,我终于下决心付诸实践。

2014.3.9-3.10,汶川

他们已不会讲羌话,

只有老年妇女还穿着羌族服装

说起汶川,可能大多数人对它的印象是2008年的大地震。而我却想起庄学本眼里汶川,“汶川城内只有一条半里长的大街,全城只有南门和北门。街上没有商店,只有数十家居民。”经历过地震后重建的汶川规模已是当年的数百倍,建起了高高的 商品房。

在庄学本拍摄汶川及周边村庄的影像中,羌族人在田间劳作,都穿着朴素的传统服饰。如今走在汶川,只能看到老年妇女还穿羌族服装。当地人说,年轻人只在过年或婚庆时才穿戴民族服饰,而且现在的羌族服饰也融合了藏族服饰的元素,变得花哨了很多。

第二天我来到汶川县城旁边的一个羌族村落,那里有几十户居民。地震后人们重建房子,用的都是红砖混凝土,而不是羌宅要用的石头和木材,传统的羌族老房子只剩一座。这里的人已不会讲羌话了,不禁惋惜。羌族是没有文字的民族,语言是本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但经历了这些年经济建设浪潮的席卷,传统文化似乎在飞快地消退。

2014.3.11-3.12 理县

我找到了为庄学本做翻译的后人,

照片上7岁的小姑娘已有了重孙

第三天,我来到理县。在我入住的旅店,老板看过我拿给他的《庄学本全集》后,说去找个人。不久跟着他进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这人翻了翻书,说他知道庄学本。当翻到嘉戎部落肖像时,他指着一张小女孩的照片说,这就是我母亲,然后还接着说:“她还在世。”

这名藏族男子叫岳天祥,已年逾花甲,在县城一小区当保安。他说当年给庄学本当翻译的正是他的外祖父索囊仁清(汉名杨清云),再后来是他舅舅(杨清云的侄子),书中有两张藏族民房的照片就是庄学本拍摄的他们家。不过他的外祖父和舅舅早已去世,房子在地震中毁掉了,后原址重建。

第二天我跟岳天祥去看望他母亲,他家在县城边的大山上。小车在盘旋的山路上绕着,对面大山上的步行小道依稀可见。岳天祥说,那条小路就是他们以前上下山的唯一通道,地震前上山是没有水泥路的,当地人只能步行。震后各地来川援建,很多大山上才有了水泥路。“当年庄学本就是一路走着这样的小道到处考察的。”川西到处是巍峨的大山,现在已很难想象当年庄学本是如何靠双脚和马匹,行走在这群山之间。或许支撑他的不单是对摄影的热爱,更有响应当年民国政府“失掉东北而开发西北”的号召,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以考察的方式报效国家的使命感。

岳天祥家所在的村子叫八十闹,地震后村民坚守传统,依然用石头建房,沿袭了以前房屋的建筑样式。岳天祥的母亲杨树芳身体很健康,她平时就做做饭,照顾上幼儿园的重孙。当年的照片上(庄学本标注“索囊仁清的小女儿”),她还是七岁的小姑娘,如今已87岁。杨清云在杨树芳年纪尚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岳天祥说是1936年),他的这些经历并没有给家人带来物质上的收益。

2014.3.12 什谷脑喇嘛寺

600人的喇嘛寺只剩6人

跳神习俗只是一个记忆

午饭后,我去了理县的什谷脑喇嘛寺。庄学本在这里拍摄了大量照片,班智活佛,堪布大喇嘛,跳神活动,还有最为出名的大佛塔。我给当地人看佛塔照片,他们都很有兴趣,虽然没见过佛塔,但他们都告诉我这塔有108道门,如同一个传说。

岳天祥跟活佛(对住持的尊称)打了招呼。住持看上去约四十岁,是个微胖的男子,法号江参潘地。了解我的来意后,他说这是缘分,并带着我参观。他说跳神需要36个人,庄学本来时寺里有600多喇嘛,如今只有六个人,跳不了了。跳神的面具也是僧人制作的,在“文革”时都被烧掉了。我绕着大佛塔的废墟走了一圈,现在只剩一个乱石与泥土堆积的小丘了。据当地人称,1935年张国焘率领的军队来此,烧掉了大佛塔和寺院,第二年藏民重新建起了大殿,但再也无法复原大佛塔。

这座饱经风霜的喇嘛寺,曾被当做过监狱、仓库,贴语录,开社员大会,直到1982年才恢复为寺庙。江参潘地说,寺庙,人生,都是这般,“修建的目的是毁掉,毁掉的目的是重修”。

他的这句话让我想到庄学本。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他的照片,曾经就跟他拍摄的地方一样,被现实所淹没。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

时间并不会洗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庄学本的照片,会激起一个个像我这样爱好摄影的人继续跟随他的步伐。他在提醒着我们:“开发西北”不是口号,在建起一座座高楼的背后,记录迅速消失的民族文明才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