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兵败大陆，其一众高级将领除战死或逃离大陆外，不外乎面临3种局面：第一种是主动率部起义；第二种是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投诚；第三种则是顽抗到底被我军生俘。这三种情况对具体战役和整体战局的影响完全不同，其将领获得的待遇自然也会有很大区别。今天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先看第一种情况：主动起义。这一类将领具有较高的民族觉悟，本身带有厌战思想，并且能够在重要节点识时务弃暗投明，对于国家还是有贡献的。起义后他们基本保留了原有待遇和地位，其中不少人还在新政府担任实际职务，继续发挥经验和才智。比如49年在北平率25万国民党军起义的原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建国后担任水利部长；49年在长沙起义的陈明仁将军，起义后保留原职务，改国民党1兵团为解放军21兵团，1955年还晋升为上将，可以说个人发展越来越好，与之类似的是绥远起义的董其武将军，后来还率23兵团参加了抗美援朝；其他如卢汉、刘文辉等原国民党封疆大吏，起义后也都在新中国政协、地方政府担任要职。
第二种：投诚。投诚是一种相对折中的情况。率部投诚的国民党军将领，基本上是出于为自己和残部留出路的考虑，一开始是不准备缴枪的，迫于形势才改换阵营。但好在能够识时务，降低了双方的进一步伤亡，对于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我军同样是足够优待的。当然，待遇不能和起义将领相比。比较典型的投诚将领有1948年辽沈战役时的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中将、1949年西南战役时守成都的国民党5兵团司令李文（后又私自逃回台湾）中将。这些将领跟俘虏不同，能够获得人身自由，但不会被授予军衔，一般也不会有重要的职务、工作安排。
第三种情况：兵败被俘。这是最差的一种情况，凡是被俘将领，都跟我军部队进行过激烈交战，造成过较大伤亡。战败被俘后很少有能不经过改造便获得自由的，像区寿年、邱维达等等人都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部分被俘国民党军将领都在北京、抚顺等地的管理所进行思想和行为改造，至少需要10年时间才能获得释放：比如杜聿明、文强、廖耀湘、康泽、宋希濂、陈长捷等人，最早也要在1959年才能重返社会；其中有一些没等到特赦便病死、老死在管理所中，如原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等人，都是在管理所中病亡的。大部分国民党将官被俘后都配合改造，态度较好获得了提前释放。像黄维、刘镇湘等态度死硬人员，直到1975年才获释，还是属于少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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