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公正评价晚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动乱起因
发生在晚清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动乱，至今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它仍然值得人们汲取经验与教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却有意或无意地遮掩事件暴发的缘由及事件的一些过程，这不仅利于人们了解历史，也让一些谣言有机可乘。
只有将一切放在阳光下，让大家全都看到了，才能谈到客观与公正，才能做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这种正确的史观，会让人们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更加珍惜今天各民族兄弟平等相处、团结共荣的大好局面，更加有助于我们的事业和社会的发展。
陕甘回民动乱发生在1862年，当时由于清廷无力顾及这股力量，致使其经历了大约1年的“真空期”。在这“真空期”中，有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多隆阿。动乱发生后，多隆阿于1862年年底抵达潼关，并于1863年初攻占回军在同州的两个重要据点羌白镇和王阁村。
同州即今渭南市大荔县，清雍正三年（1725），升直隶州。十三年（1735）升府，置附郭大荔县。耀、白水还隶，又降华州暨所属之华阴、蒲城、潼关来隶。乾隆十二年（1747），潼关升厅。附廓就我国行政区划用语，指县政府治所与州、府、省等上级政府机构治所 设置于同一城廓内的状态。
羌白镇，隶属于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地处大荔县西南部，东连官池镇、城关镇，西接下寨镇，南邻苏村镇，北与埝桥镇隔洛河相望。王阁村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清同治二年(1863)当地回民在此举行起义。
当年9月，多隆阿攻占苏家沟和渭城湾，杀死叛军约1.8万人。至此，陕西回军被迫向甘肃撤退。1864年4月，多隆阿攻占盩厔，进城时遭流弹击中，延至5月中旬因伤重不治去世。
似乎可以这么说，多隆阿基本平定了陕西的回民动乱，但因他的“迟到”（与他本人没有关系）给了回军足够的串联或者联动时间和机会，而他准备向甘肃进军时，却去世了。其后，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平乱，采取先陕西，后甘肃，剿扶并用的手段逐个击破，并在最终平定了动乱。
点燃陕甘回民动乱的，是一件不起眼的“买竹事件”。即：1862年春，一批退伍的回勇（回民民兵）到华州（今陕西华县）胜山小张村买竹子，同汉族主人谈妥价格后开始砍竹。这时卖家的父亲来了，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他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偷竹子，双方的冲突由此发生。
因为有错的卖家吃了亏，就敲响了村里专为防盗贼而设的鸣钟。这下可好，全村人不由分说地举起锄头、镐把、扁担、铁钗等工具冲向了买家，结果出了两条人命。
怎么办呢？人命冲突已不是乡绅们能够调节得了的，回民只能打官司。但当时的官府很混账，偏袒汉人，这就有了《华县县志》中的记载：
自回族在圣山砍竹，州牧濮圭又右汉左回，堂谕云：“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快班头秦英，回族也，忿忿下堂，谋变愈急。嗣后华山团长白祥生，合渭邑团长张映兰，缉诛回民十七人于麦田。诛回谍于白泉铺，回民纷纷北渡，秦家寨，也家滩焚烧一空，遂有回民大祸。
应该看到，作为受害方的回民，当时是讲道理的，是相信官府、相信法律的，并没有以暴制暴、扩大事态，但官府却是让他们失望了，不但不追问被告打死人的责任，反将告状的回民打了屁股，判决他们“越界砍竹”，并说出了“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的混帐话。
官府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做法，引起回民的不满、愤怒甚至反抗。在华州衙门的捕快、一个叫秦英的回民很快挺身而出，把在事件中受伤的回勇带到自己的家——华州城外的回族村秦家庄，经过与村里的回民乡亲商量，决定发动一次“游行示威”（请愿），为回民争取权利，向官府施压。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官府并不吃他们这套，始终觉得自己代表着“正义”，进而觉得回民任何形式的“游行示威”或抗议都可被视作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事件，都可被视为“造反”。
在我国古代社会，“造反”这个帽子太大，一般人受不了，但很不幸的是，华州的官府就这样把这个大帽子扣给了“游行示威”的回民，进而导致“回民造反”的谣言四起，让整个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官府的混帐逻辑和胡作非为让无辜的回民走上了官逼民反的道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在鼓动更多人参与到“游行示威”当中的同时，也将“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传播为“打死回民不必经官”。而官府则打着剿灭造反的幌子，纵兵烧毁了秦家村，并四处散发“秦不留回，天意灭回”的传帖，导致回民激变，拉开了晚清陕甘回民动乱的序幕。
应该看到，当初，参与“造反”的回民都是社会底层老老实实的农民，如果矛盾得到公正解决，不至于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大祸。冲突一起，回民比汉人更有组织，又因很多人当过兵勇，因此在湘军未到之前占了绝对上风。而白彦虎之流趁机将回民动乱的矛头指向了无辜的汉民，就像动乱之初官府将矛头指向无辜的回民那样，使动乱的性质彻底变了——由最初的反对官府变成了对于汉民的仇杀、屠杀。这也是陕甘回民动乱在事态扩大后，不能称为起义的真正原因所在。
如今，人们在白彦虎的百科词条里，能够看到这样的话语：
白彦虎（1830年－1882年），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陕西泾阳人（其籍贯另有西安等十多种说法），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变的回军首领之一。
白彦虎早年投效清军，同治元年（1862年）利用陕甘回变起事，在多隆阿的打击下退至甘肃董志塬，后被推为陕西回军十八大营的元帅之一。
白彦虎善于设伏，多次击败清军，沿途常对汉民村庄烧杀抢掠，在陕西、甘肃造成极大破坏。同治八年（1869年）反攻西安，被左宗棠击退，仍退入甘肃。同治十三年（1874年）撤至新疆，与外来势力阿古柏合流。光绪三年（1877年）在左宗棠的讨伐下率余部逃入俄罗斯帝国统治的中亚境内。光绪八年（1882年）死于俄罗斯帝国，终年五十三岁。
白彦虎及其部众的后代后来成为东干人。
同时，人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平乱者的左宗棠曾在写给清廷的奏报里说：
臣维甘肃一省，变乱十余年，被祸惨烈，甲于天下。所以然者，回变与发逆、捻逆不同，而甘回与陕回起衅缘由又异，当时办法未能苦心分明，遂致纷纭日甚，不可收拾也。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而匪回乘机构变，并敢戕害团防大臣，据地阻兵，法难曲贷。
这段话出自《左文襄公全集》卷四四，是客观公正的，尤其是“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是需要胸襟的，也让今天一些“学者”将平乱称为“报复性措施”、“大规模屠杀”的说法多少有些立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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