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最难的部分当属文言文，晦涩难懂不说，一个字还有多种翻译，特别容易理解错，而文字最大的功能便是记录事情，但文言文又容易产生歧义，比如古代有很多人都注释过《论语》之类的古书，也就是将古文按照自己的理解，再用更浅白的话解释一遍，然而不同的人理解不一样，解释自然也不一样，程朱理学便是最好的案例。
那为何古人在做学问的时候，不使用语义更加直白的白话文呢？其实古人也想将道理讲的更加浅白易懂，但是受限于时代的限制，古人做不到这一点，便只好压缩文字，文言文不是一种高深的语言，而是一种书面语言，是用来记事的，不是用来说的。在纸张没有发明之前，古人只能通过竹简等艰难的工具记录文字，为了省事，文言文便应用而生了。
在竹简上写白话文，工程量太大，耗费的时间也长，还是通过精简之后的文字好用，要不然彰显学问，就不能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了，而是学富五十车了。那为何利于书写的纸张发明后，古人还在用文言文呢？在西汉的时候已经出现纸张了，只不过当时的纸张还太粗糙，写不了字，直到公元105年，经过蔡伦改进的纸张才能用作写字记录。
然而纸张的发明时间已经迟了，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华学问的爆发期，此后的学问大多都这个时期，而且那个时候，极其讲究尊师重道，前人留下的字句，无人敢随意翻译取代，古人写了什么就只能学什么读什么，长而久之便这么一直保持下来了，而且能说几句文言文，也是读书人的标志，文言文也成了区分士子和下里巴人的手段。
文言文难懂，也是古代知识难以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一部分人能持续保持特权的手段，种种原因加在一起，便没有人想、也没有人敢，将文言文改成白话文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狂人日记》，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着，看来以前的死读硬背还是有点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