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居堡垒兼备

钱库镇神宫桥村三进屋，位于神宫桥村东面，是一座由台门、前厅、厢房（侧室）、后厅等构成的三进合院式木构建筑，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大宅院坐东朝西，围墙内占地面积近6亩，加上围墙外花园和台门前空地约5亩，总占地面积约有11亩。曾有三进九个台门，台门曾是红门黑柱。在古代，三进屋大门平时一般不开，居民都要走侧门，只有官员来访等重要事项才能开正门。台门外面铺筑一条用2米多的长条石铺筑的道路，往南是一条通向本村及外界的主干道，往北是一幢距离三进屋10米左右的七间护厝。合院外面再加筑一圈2.3米高的砖石围墙，这在和平年代有防盗功能，在宗族械斗和战乱年代则有一定的防御功能。

台门为三开间悬山顶，两侧石筑围墙外分别立着1对旗杆石。台门与前厅间辟有天井，地上铺设有规则的2米多长条石，整齐划一。两边用乱石砌成2米围墙，靠台门围墙处各开辟一座小台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已拆除）。这道围墙主要是间隔内外院。

前厅为五开间悬山顶。围墙南北各有厢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已拆建为二层楼房），其房也如前厅五开间。前厅与后厅间辟有天井，地上铺设有规则的2.7米、2.4米、1.0米长条石，整齐划一，保存完好。中间有高于两侧20厘米、铺设有规则的2.7米长条石的甬道。前厅和厢房（南面厢房已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拆建为二层楼房）屋檐下环绕着走廊，雨天居民可以环道行走，起到遮风避雨的作用。后厅为七开间悬山顶，中堂前由8扇门隔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已拆毁），后由4扇屏风门隔开，遇到办红白喜事时，只要将中堂前大门卸下，后厅正厅就可以摆上8桌。后厅两侧围墙各设一座小台门。正厅后两侧有厢房，在南北两面各3间。后厅与后花园内墙间辟有天井，围墙南北也各有侧室，其房为三开间（北面厢房已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拆建为二层楼房），曾经作为伙房使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随着人口逐渐增加，陆续在台门、前厅、后厅的两侧分别盖起了侧室，二进屋南面厢房改造为朝南二层楼房，使三进屋的台门、前厅、后厅与两侧的厢房连成一体。

神宫桥三进屋全貌    萧云集/摄

尽管经历了276年沧桑历史，这座大宅院的大台门、三进正屋和部分厢房仍然基本保存完好，大台门内还悬挂一块题写“文元”的古匾额，后厅北面还存有一座小台门，屋内地面和墙面铺设的乾隆年间所制对缝斜铺方砖也部分存在，成为神宫桥村唯一保存至今的三进老屋，也是江南垟目前为数不多的清乾隆年间古民居遗存。三进屋有三级台阶，表明这是普通老百姓所居住的房屋。

神宫桥三进屋庭院   金子友/摄

1958年，三进屋围墙上面的砖头被拆除，此后不到一人高的剩余石墙也陆续被拆除，今仅存少部分墙基作为猪栏或者灰窠（一种放置稻草灰和农具、杂物的简易小屋）的墙基。到了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居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将部分厢房改建为二层楼房，从此，三进屋基本格局遭受部分破坏。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三进屋年轻人纷纷进城入户，这里仅剩下一些老年人还在留守，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讲述着早年发生在三进屋的故事。二十一世纪初，县文物部门拨款2万元，对三进屋正屋进行过简单的修缮，从而延长了其寿命。

神宫桥三进屋北门及残存院墙    陈红卫/摄

目前，在三进屋西南角、神宫桥祠堂北面尚存一口供三进屋全体居民饮水用的古井，古井西面有一座供三进屋居民水上交通的船埠头，北面尚存一个供三进屋居民洗涤用的貌似眼镜的古池塘。南面两个供三进屋居民洗涤和消防用的小池塘已于二十一世纪初被填，用于建造公路。

二、意外得银建屋

根据《浙闽杨氏简史》记载，神宫桥杨氏始迁祖敬斋、恪斋、盛斋三兄弟原籍云南安宁，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入迁。杨盛斋五世孙杨君贤（1634―1712年）是一位有一定经济实力、一定文化水平、一定号召能力和一定社会地位的乡饮宾，育有克荣、克振、克俊三子，世居神宫桥板桥头（因曾建有可移动的单间木板桥而得名）七间厝及附近南头一带。七间厝一词来自闽南语，即七间大屋的意思。后来，杨君贤长子杨克荣因家庭人口增多、耕地不足而迁居神宫桥山岭头，即今望里镇神山村垦荒。三子杨克俊（1682―1750年）家道殷实，仍住神宫桥板桥头七间厝，过着安逸的耕读生涯。

神宫桥三进屋台门地砖和明代风格方形柱础   陈红卫/摄

杨克俊为神宫桥三房六世祖，他家中有位长工名叫杨胜玉（1703―1773年），系神宫桥杨氏大房杨克明的次子，因家贫，从小就在族叔杨克俊家当牧童，为人诚实勤劳，深受杨克俊喜爱。后来杨胜玉在杨克俊家犁地时，意外在水田底下发现一大罐无主银圆（明末清初战乱埋此），当时他身边只有一只水牛在，没有任何人看到，他完全可以独吞这笔意外之财，从而发家致富。但他为人极为诚实，认为在主人家水田里发现的财宝应该上交给主人家。在他分毫不差地交出这笔财富后，杨克俊遂请风水先生前来神宫桥四处察看风水，见老宅九间大屋后面100米处左右有一个小池塘貌似眼镜，当地人称“龙眼”，就在此池塘南面买地建了这座大宅院。大宅院于乾隆十年（1745年）竣工。此后，又在三进屋西南角挖出一个大水池供饮用，并将北面眼镜塘挖大，把挖出的土方堆放到三进屋南面河边空地上，若干年后在此地上建起了神宫桥杨氏祠堂。

杨胜玉为兴建三进屋立下了大功，杨克俊也没有亏待他，虽然自己已有一个嗣子和两个亲生儿子，还是将他过继为嗣子（家谱排行最后，年龄均大于杨克俊其他三个儿子）。在自己一家搬迁到新竣工的三进屋后，将板桥头七间厝连同两边六间厢房及后面一片数亩土地赠送给杨胜玉。后来，杨胜玉成为乡耆、恩赉。乡耆，意即乡里中年高德劭的人；恩赉，意即恩赐，是地方政府给予乡民的一种荣誉表彰。杨克俊三子杨胜禧（1723―1744年）英年早逝，由嗣子杨胜彦次子杨世炳兼为嗣子。因此，三进屋房产实际上由嗣子杨胜彦（1715―1761年）和次子杨胜伦（1720―1772年）继承，杨胜彦拥有南边房产，杨胜伦拥有北边房产。

三、“文元”匾额来历

杨胜彦，学名杨陈猷，字有嘉，金乡坊下《陈氏宗谱》谱名则叫陈时位，为坊下陈宏三独生子。因家贫如洗，杨胜彦年轻时即到杨克俊家当小帮工，因聪明伶俐、勤劳能干而深得杨克俊欢心。杨克俊婚后与夫人生女一，此后多年未有子嗣，遂将陈时位收为嗣子，改名杨胜彦，并出资供他读书，一心培养他成才。收养陈时位后，杨克俊再生二子三女。

据神宫桥《杨氏宗谱》记载，杨胜彦“少年入泮，壮岁援入明经”。他取学名为杨陈猷，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据坊下《陈氏宗谱》记载，杨胜彦年轻时曾三次参加府试（秀才考试），都名落孙山。他迷惑不解，为此到一座寺庙里求签问卦，希望得到解释。一位老者说他是嗣子，须不能忘本，遂于取学名杨陈猷，参加第四次府试，果然榜上有名。后来多次参加乡试（举人考试）未中，遂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捐纳附贡生，并在台门左右配有一对旗杆石，用来扦插旗杆。在古代，须有举人、贡生以上资格，台门前面才能立旗杆。当年，浙江提督学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级窦光鼐为援入明经的杨陈猷题字立匾“文元”，悬挂在三进屋大台门上。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钱库生员吴荣烈联合金乡监生潘荣桂等14人，向前来调查平阳知县黄梅贪腐案的提督浙江学政窦光鼐递交诉状，控告黄梅。杨胜彦后裔坚决站在吴荣烈一方，并为此出资出力，最终打赢了官司，黄梅被处死，一批庇护他的官僚被撤职或者降职，从而维护了地方百姓的权益。

“文元”匾额虽然历经262年，至今基本保存完好。其间曾经历过两次劫难，差一点被毁。1958年大炼钢铁时，穷人家出身、没有什么文化的村干部一度认为此匾是封建社会产物，曾派人欲将此匾额拆下当作燃料用来大炼钢铁。因匾额与台门结合得十分牢固，一时拆卸不下来，这块百年老匾躲过了第一劫。1966年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匾又成为四处造反的“革命小将”红卫兵心目中的“破四旧”目标。屋主杨立表事先闻到风声，便联合杨陈猷后裔杨承勋、杨立县等，提前在原处将此匾表面用泥巴进行覆盖处理，才避免此匾被红卫兵烧毁。二十一世纪初，此匾才被杨陈猷后裔用尽办法取下来，经过制匾师父重新修整后，再次悬挂于三进屋的大台门上，成为当年三进屋辉煌历史的见证。

神宫桥三进屋门屋与匾额    陈红卫/摄

据神宫桥杨氏三房家谱记载，三进屋还有四块匾额，见证了附贡生杨胜彦、国学生杨胜伦兄弟与清代两位著名状元彭启丰和王杰等高官的交往历史。乾隆十七年，时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提督浙江学政彭启丰赠杨胜彦养母林氏匾额曰：“慈帏昌后。”第二块是“桓孟芳型”匾额，系乾隆四十四年吏部右侍郎、提督浙江学政王杰为杨胜彦继配王氏题写。桓孟，为汉鲍宣妻桓少君和梁鸿妻孟光的并称，旧时她们被并视为贤妻的典范。芳，是美名或美德的意思。型，铸造金属的模子，意为模范。第三块和第四块匾额为“芳齐钟郝”和“婺华焕彩”，为乾隆四十五年，吏部右侍郎、提督浙江学政王杰和礼部侍郎兼内阁大学士、提督福建学政朱珪为杨胜伦夫人陈氏六十大寿分别题写。晋代司徒王浑的妻子钟氏和王浑弟王湛妻子郝氏,都有好品行，后世遂用“钟郝”指代贤妇。“婺华”为南北朝时期陈后主皇后沈婺华，她也是一位贤妻。这四块匾额何年毁灭，已不可考。从题匾内容上看，三进屋的兴旺发达，与一代代杨氏贤妻良母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杨道敏、杨道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