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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Lei Fang, Berthold Herrendorf, High-skilled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21,151(6):1-25.

结构转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业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第二个阶段则有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服务部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到非农业部门的大量转移密切相关，此为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结构转型的国际历史经验显示，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也会伴随而来（Herrendorf等，2014）。本文主要讨论中国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

文章将劳动力分为两种类型：高技能劳动力为读过大学（包括大学肄业），低技能劳动力的最高学历是高中。更进一步地，将服务业分为高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业high-skill-intensive services和低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业low-skill-intensive services，以更丰富地讨论结构转型。为方便进行国际对比，以美国的数据对服务业进行分类，低技能劳动力密集服务业包括居民服务、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和公用服务业等；高技能劳动力密集服务业包括商业和修理服务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各类专业技术服务业和公共管理等。

结合国际数据对比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就业份额比相似人均GDP水平的国家要低；其中，中国低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就业份额与相似人均GDP水平的国家接近，但高技术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就业份额与相似人均GDP水平的国家低很多（中国为7%，对照组国家均值为17%）。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存在高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象。

为什么中国高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业发展会滞后，需要什么才能发展？相关讨论从高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发展误配、高技能密集服务的生产率相对较低以及高技能劳动力的总体稀缺等原因展开。关于这些原因中的哪一个最重要，有一场激烈的讨论。Nabar和Yan（2013）认为，中国的主要发展挑战是其服务业的巨大扭曲和低生产率。相比之下，Khor等人（2016）强调，中国劳动力“教育不足”，这将影响高技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本文将保持开放的心态，同时考虑以上三种可能的原因，并分析它们的相对重要性。

Y,h,l分别是部门i的产出，高技术和低技术工人的劳动力投入。Z是部门i的全要素生产率。α是技术劳动的投入密度参数。ρ是两种技术劳动投入的替代弹性。此外，我们引入对部门i的劳动力每一单位的工资所征的税率，税收由企业支付，并且会返还给家庭。

每个家庭每一期都有1单位的劳动时间无弹性地供给到劳动力市场。在t期，家庭中有部分的劳动力是高技术的，另一部分的劳动力是低技术的。我们使用Alder等（2017）提出关于收入和价格的间接效用函数。与论文中普遍使用的Stone-Geary效用函数相比，间接效用函数可以刻画长时间内的部门消费支出份额的收入效应。

文章发现中国高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就业份额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似的国家，尽管低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大致相同。通过建立一个商品、低技能劳动密集服务和高技能劳动密集服务的三部门结构变化模型来解释这一观察结果，发现巨大的误配限制了中国高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业的规模。如果消除它们，高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业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将大幅增长。我们也发现了国有企业在高技能劳动密集服务中的重要关系，并认为这是导致误配的重要原因，需要对他们的行为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我们的结论。

当然，中国高技能服务业发展滞后可能来源于户籍制度带来的人口流动阻碍、国际贸易或测量误差等因素，加之模型只考虑劳动投入忽略了其他更多重要投入因素，这值得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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